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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素养研究:背景、内容、范式与价值

8848巴塞尔2018纪念款手机,也因融入这一获奖作品的设计而使更多人触摸大师作品成为了可能。

韩永青

2018-09-2311:01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人类的影响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导致媒介素养研究遭遇困境,需要实现研究路向的转换与升级。以媒介环境学为理论指引,后媒介环境学为问题情境,建构“媒介环境素养”研究路向是理想选择,可以为人类个体的媒介环境实践提供具体指导,使人类个体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趋于和谐。在具体研究中,应该遵循“发展”研究范式,即如何提升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的发展能力。由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将在人类个体如何对待媒介环境、如何实施媒介素养水平提升、如何实现媒介素养研究创新发展等方面体现重要价值。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素养;媒介素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人类社会已逐步进入信息社会阶段,人类“媒介家族”在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基础上,又增加了电脑、手机等新成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媒介技术也已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五彩斑斓的媒介环境发展态势下,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为圭臬的媒介素养研究遭遇困境。英国学者大卫·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认为,目前在媒介素养研究中,似乎陷入了数字技术辞令的迷雾,变得过于模糊、笼统与定义不清,学界有大量的对话,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参与量很大,但很少有行动,也没有实现重大改变。[1]中国学者张开认为,随着媒介环境的神速变化,媒介素养研究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的应对状态,缺少整体考虑、全盘研究、长远设计,发展土壤不厚实,始终没有像其他学科那样,在本体论、知识框架等方面形成较为一致的思想。[2]因此,如何实现媒介素养研究路向的转换与升级,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提出媒介环境素养概念的背景

从哲学层面来说,环境(主体)是对中心事物产生影响的所有外在事物(客体)的总和,即相对于并相关于某个中心事物的所有周围事物。人类最初意识到要研究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1866年,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生物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学”(德文Oikologie)这个词,以表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1869年,他在耶拿大学哲学系就职演讲中具体阐述了他提出的生态学思想,即“生态学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它关注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所有关系,包括和那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动物和植物的友善和有害的关系”[3]。1951年,德裔美籍学者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社会科学中的场论》一书中提出“场论”学说,用以研究人的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场论’的一般观点是研究处于他或她的‘场’中的人类个体,因为事件是由人类个体的当下环境中的各种力量所决定,这个‘场’也被称为一种生活空间,是个体行为的私人环境,或是围绕这个个体的社会环境”[4],标志着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开始由自然层面向社会层面扩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认识逐渐突破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向媒介层面扩展。1967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于对媒介性质的生态学认识,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个词,用以帮助人们理解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1968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对“媒介生态”做了具体阐释,即“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5]1998年,波兹曼在一次演讲中论述了媒介环境的构成原理,即“媒介环境的构造成分是语言、数字、形象、全息图,还包括一切符号、技术和机器”[6]。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曾以媒介化的城市空间为例,对媒介环境的演变进行了描述,“19世纪中期时,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巨幅广告和街角报纸等,后来新闻电影、娱乐周刊等成为都市景象的一部分。但是,20世纪晚期以来媒体介质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景象,当人们乘坐公交车时,不是望向窗外,而是低头盯着他们的移动设备,相同的景象在大街上和公园中都可以被看到。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整座城市正在经历私人屏幕时代,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图片分享重返公共领域”[7]。这表明在麦奎尔眼里,从媒介形态角度来说,各类媒介所构造的媒介环境已不是一种虚拟存在,而是可以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并驾齐驱的又一种实在环境。

尽管人类对媒介环境的理性感知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但是人类对“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的研究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等媒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引发西方学界对媒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的研究范畴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媒介素养研究的历史就此开始。[8]不过,那个时候以及后来的很多年,人们对媒介环境的认识是割裂的,例如报刊只是一种纸质媒介,广播只是一种声音媒介,电视只是一种视觉媒介等,加上长期以来媒介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如何“利用”或“参与”媒介,成为后来媒介素养研究的焦点所在。基于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介给人们以更直观的感受,各种媒介构成的媒介环境犹如空气般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媒介本身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波特(W.Jams Potter)所言,“当媒介为我们持续不断地提供海量信息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选择。”[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当前及未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这个研究范畴,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参与”研究范式也已经无法适应媒介环境演变提出的具体要求,媒介素养研究的观念需要进行重构。

二、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主要内容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面向媒介及信息素养指标》,力图将媒介素养概念与起源于计算机信息检索领域的“信息素养”概念融合,提出“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10]并着力推进二者融合研究。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对媒介素养研究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概念表述创新力度不够,内涵界定依然以赋权为基点等。因此,芬兰学者伊盖拉·万德恩(Ingela Wadbring)认为,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是模糊的、不准确的。[11]为了解决媒介素养研究遇到的问题,近些年很多学者另辟蹊径,以麦克卢汉、波兹曼等学者开创的媒介环境学理论为基础,探寻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路径,例如中国学者张艳秋认为,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是关注研究人与媒介的关系,而这应该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12]媒介环境对人产生何种影响是把握“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基础,也是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宗旨。由此可见,“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路径为指引,建构‘媒介环境素养’概念,不仅是准确描述当前及未来‘人—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理想选择,也是实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的必由之路”[13]。

媒介环境素养是指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为实现某种程度的生存与发展目标而形成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媒介环境形态素养和媒介环境信息素养两个方面。[14]媒介环境形态素养是指人类个体对书籍、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电脑、手机等具体器物的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进一步来说,美国学者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认为,“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和感性偏向”[15]。由此,人们在媒介环境中就应该注意媒介形态接触的平衡,从而达到自身的理性或知识同感性的平衡。媒介环境信息素养是指对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具体内容的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美国学者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在回顾媒介环境学的学术史时说,“波兹曼认为我们总是倾向于考虑技术创新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考虑不应该做什么,即负面效应,并且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过剩”[16]。面对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越来越庞大的信息洪流,人们很容易被裹挟进去而不能自拔,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洞穴之喻”中被关进洞穴的奴隶,他们只看到洞穴中墙上的投影,而忘记了现实世界的精彩。对此,人们应该做到不被媒介环境所控制,而是从容穿梭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之中,体现自由存在的意志。

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理论指引是媒介环境学,但问题情境是后媒介环境学。后媒介环境学关注媒介环境对人类的全方位影响,即媒介环境由媒介形态和媒介内容两个方面共同组成,对人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就影响的渠道而言,包括生理和意识两个渠道;就影响的层面而言,包括对人类短期现实影响和长远宏观影响两个层面;就影响方式而言,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就影响性质而言,分为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两种性质。[17]从环境哲学角度来看,以往媒介素养研究带有浓厚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所以在中外很多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表述中,“获取”“利用”“使用”等词汇时常出现,而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观念基础,主张人类个体不能以无限索取的态度对待媒介环境,而是在彰显主体理性的前提下,以人类个体自己实际需要为前提。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以关注媒介环境对人类的全方位影响为出发点,力图唤醒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理性,凸显人类个体在迎合媒介环境正面影响与对抗负面影响中的能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媒介环境学是提出媒介环境素养的问题情境,媒介环境素养则是后媒介环境学所提问题的应对策略,二者可以在当前及未来媒介环境演变中紧密结合,使得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真正结合起来,为人类个体的媒介环境实践提供具体指导。

媒介环境素养是人类个体某种层次的认知与行为能力。人类社会是由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人类个体是人类社会的微观基础。所以,媒介环境影响人类社会是通过影响人类社会中每个具体的人类个体实现的。正如中国学者楼慧心所言,“如果一种哲学所力图体现对人的关怀尚未深入到人类个体层次时,那么这种关怀便很难配称是‘终极的’关怀”[18]。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育水平、性格特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具体存在,每个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认知能力各不相同,行为能力也千差万别。因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在于如何促使每个人在原有认知与行为能力基础上得到最大限度提升,而不是促使每个人认知与行为能力的均等化。美籍华裔学者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在谈到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时说,“依据波兹曼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关怀,以及媒介环境学的一般原理,我们有必要应用媒介环境学的知识,使世界成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号环境或者媒介/文化环境,以便使人们可以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19]。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媒介环境学“匡世济民”式的学术理想降落到具体行动中,使人类个体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趋于和谐。

三、媒介环境素养研究的范式选择

从传统社会到信息社会,人类个体置身的环境体系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二维构成已演变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媒介环境的三维构成。但是,人类个体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追问并没有改变。生存与发展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个终极性主题,其中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则是人生存的保障和目的。生存与发展分别代表着人的生命存在的两个最重要方面,即人的生命存在的下限和上限。人只有生命存在,才有可能谈得上其他问题。但是,人的生命存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直接性和重复性生命存在,是在发展中追求价值和追求意义的生命存在。从人类存在价值的原始动因来理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优质生存与自由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但是正如每个人由于认知与行为能力差异导致在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境遇迥异一样,每个人的认知与行为能力差异也会导致在媒介环境之中生存与发展的境遇大不相同。从表象上看,每个人置身于媒介环境可以获取资讯、工作、学习、聊天、交友、购物、娱乐等,但本质上都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关,或者说每个人置身于媒介环境中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一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发展作为社会问题起源于二战之后,当时很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报告和政策中,频繁出现关于发展的表述,一直到今天为止,发展成了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热切关注。在传统观念中,发展问题更多的是与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等宏大命题相结合,形成现代化发展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迅速崛起,即在发展问题上,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包括身体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专业技能、文化素养、择业就业、生活品位等方面的提升,也包括空气、淡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的改善,以及政治、法制、伦理等社会环境因素的改进等。所以,从逻辑层面来说,人的发展与外在环境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每个人的发展又为社会总体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自然环境为人类个体发展提供了所必须的自然条件、工作场所、基础设施等,社会环境为人类个体发展提供了所必须的人际交流、组织架构、制度保障等,媒介环境为人类个体发展提供了所必须的媒介终端、信息资讯、文化氛围等,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人实现自己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媒介环境素养是人类个体适应媒介环境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更是人类个体浸入媒介环境以实现自己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媒介环境对大多数人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危及生存的地步,与越来越多的人的发展产生密切联系已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价人类个体具备何种层次的媒介环境素养水平,需要以是否促进了人类个体某种程度上的发展目标为标准,包括身体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专业技能、文化素养、择业就业、生活品位等方面的良性改变程度。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宣言》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贡献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成果”[20]。具体来说,每个人由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职业差异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拥有立足于现实条件,在不危及他人利益和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利用一切机遇发展自己的权利。媒介环境资源不同于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环境资源,那些在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环境资源占有方面居于劣势地位的人们,可以尽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环境素养,以充分借用媒介环境资源,更好更快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中国学者白传之认为,“在信息时代的媒介环境中,‘人—媒’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是人自身,因为人是媒介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通过媒介世界获知信息、透视万物,形成对现实世界的基本认识,构建人本身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结构。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既对媒介有依赖,(从中)获取知识和信息、得到审美体验,又借助媒介表达和发展自身”[21]。事实上,很多学者在研究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时,已经注意到了发展问题。例如中国学者黄楚新认为,“媒介素养包括对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评价、质疑、创造和批评的能力,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建立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提高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学会有效利用大众传媒为个人成长服务”[22]。中国学者许征尼认为,“信息素养是一种基本能力素养,是信息时代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关系到个人生活、职业的发展”[23]。因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需要遵循“发展”这个范式,研究如何提升人类个体的媒介环境素养水平就意味着研究如何提升人类个体的发展能力。进一步来说,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提升自己的媒介环境素养水平,就可以为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目标奠定基础,最终达到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优质生存与自由发展的境界。

四、研究媒介环境素养的重要价值

人类个体要想实现与外在环境的和谐共存,就要符合价值诉求的正义性,既追求权利又要承担义务。从形态方面来说,媒介环境既然是一种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类似的客观存在,那么人类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的各类活动也要符合人类与外在环境关系的共同准则,即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但是,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经常可以发现虚假信息层出不穷,色情网页屡禁不绝,恐怖消息时常出现等,导致媒介环境污染现象非常严重。在当前媒介素养研究领域,基于赋权理念的“参与”研究范式占据主导地位,主张争取借用媒介的权利指向非常明显。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每个人在借用自然环境实现发展时,应该天然地负有保护这些自然环境资源而不去污染的责任,处于媒介环境中的每个人,借用媒介环境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发展,也应该天然地负有保护媒介环境资源而不去污染的责任。因此,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主张人类个体应该理性对待媒介环境,既有合理浸入媒介环境的权利,也有建设性维护媒介环境的义务,唯有如此,建设平衡、健康与和谐的媒介环境才有可能实现。

在媒介素养研究中,为了提升学习者的媒介素养水平,教师在学校传授媒介素养知识以及开展媒介素养实践是主要路径。但是,在媒介环境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下,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却陷入了窘境。由此,日本学者水越伸认为,“媒介素养并不是刻意在学校等地方学习得来,人们应该以某种形式直接面对现实”[24]。在教育领域,媒介环境素养研究主张超越学校层面的传授实践,应该在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际体验,在自我学习、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中提升自己的媒介环境素养水平。以《构建虚拟治疗空间:一个芬中项目》为例,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出能够协助疾病患者治疗疾病的仿真游戏,成员由来自芬兰的3所高校以及中国的3所高校的计算机、传播学等专业学生组成4个产品开发小组,每个小组由5位学生组成,在1年多时间内历经“方案说明”“场景考察”“游戏设计”“市场销售”4个工作坊。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只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其他所有任务均由学生来完成,学生经历了知识学习、观念建构、技能磨练、参与制作等所有学习过程,了解了媒介运行的基本原理,训练了自己开发媒介产品的技能,深刻领悟了媒介环境如何从心理层面对人产生直接影响的机制,堪称媒介环境素养教育实践的经典案例。

随着科学技术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方向发展,跨学科研究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很多学科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跨学科研究是指跨越不同研究领域、打破不同学科界限以实现学科创新发展的科学研究活动,是以学科交叉渗透的方法解决复杂科学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的重要手段。科学史发展表明,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与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因为跨学科研究融合了不同的学科思维,打通了专业壁垒,增加了学科交流与互动;同时,跨学科研究创造了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不仅使很多科学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得以解决,也会形成新的学科。媒介素养研究遭遇困境并不意味着原有的研究成果是没有价值的,也并不表示学界原有的研究路向是错误的,而是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导致其研究背景发生根本改变,造成学界原有的认识视角与问题的研究背景发生了错位。因此,学界需要打破以往对媒介的单一的、狭隘的认识,上升到对各类媒介形态所构成媒介环境的综合的、宏观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环境素养研究在借鉴环境哲学、环境科学、媒介环境学乃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实现媒介素养研究的创新发展找到了理想路径。

五、结语

美国学者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Nystrom)曾对波兹曼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解释,“媒介环境学是将复杂传播系统作为环境的研究”[25]。既然是复杂的,就是不容易被认知的,因此人们曾认为“媒介是工具”“媒介是平台”,甚至“媒介是商品”,每产生一种媒介观念,就会对应产生一种价值观念或社会思潮,这早已为历史发展所证实,如今我们可以说“媒介是环境”。回首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认为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媒介环境的历史就有多长,因为它不仅研究有了文字之后的大的环境系统,它还研究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有文字记述历史之前的环境。[26]按照这个逻辑,可以推断人类未来发展进程有多久,媒介环境的发展进程就有多久,人类个体生活的媒介环境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国家正在倡导的“互联网+”发展战略,又该如何解释很多人都遭遇手机不见后内心的那份焦灼?既然如此,人们只有切实调动主客观因素,不断提升媒介环境素养水平,才能适应不断变迁的媒介环境,达到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目标,享受媒介环境学者们眼中“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文为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媒介环境素养研究”(项目编号:20160850514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David Buckingham.The Future of Media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Some Challenge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Second European Congress on Media Literacy.Italy,2009.

[2]张开.从草根运动到政策推动:全球媒介素养教育正走向理性化的发展道路[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2(4):45.

[3]林祥磊.梭罗、海克尔与“生态学”一词的提出[J].科学文化评论,2013(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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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芬兰坦佩雷大学访问学者)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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